我們今天討論教育問題，不能只關注在孩子身上，容我說一句可能會冒犯的話，我覺得，家長本身就得從觀念先進行再教育。當我們不願正視自己的問題，覺悟自己擁有的權利及影響力，事情便永遠無法改變。為什麼家長本身會成為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？到底哪些根深柢固的觀念，成為子女、老師們都難以抵擋的壓力？

    家長們何妨問問自己，是否也有以下盲點而不自知。

盲點一：深怕孩子輸在起跑點，是沒有安全感？還是虛榮？

    即使教改進行了許多年，對大多數家長來說，鼓勵孩子讀書、拚命擠進明星高中，然後考進國立大學，仍然是最讓人安心的一條道路。

很多人提到怕「孩子輸在起跑點」，於是填滿很多不必要的學習，這就好像一個人被不斷餵食，卻不讓他有消化反芻的機會。

    當我們看到各式補習班林立街頭，不過是反映社會這種心理現象而已；某種角度來說，這也是家長與學生另一種虛榮與沒自信的表現。

          無數的考試和分數織成一張大網，讓一整個世代的年輕學子，囚困其中，成為永遠逃不出去的籠中鳥。國中還正值青春時期，卻這麼早就全盤否定自己的人生，怎不讓人心驚？這一切，許多父母的不安全感和虛榮心難辭其咎。

盲點二：繼續膜拜不合時宜的升學主義

    七○年代，台灣工業正待起飛，整體經濟環境正由一個農業大國，逐步蛻變成生產基地、世界工廠，需要大量人才投身工業生產。因應時代需求，當時的學校教育具有強烈的現實取向，為了分工和效率，把一天劃分成許多時段，如同工廠生產線一樣，上工、休息，按表操課，把知識一塊一塊往腦袋裡填塞，努力把人訓練成聽話的機器，成為可以投入工業生產的「人才」。

      但是，當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，許多工作已經被機器人取代，台灣必須向上提升、進入新的開創時代，競爭力不能再只倚靠大量製造。但在我們的環境中，只有科技產業一枝獨秀，我們的教育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。這種體制，對於人力資源更是一種殘酷的浪費，因為培養出的大量標準化人才，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裡，變得愈來愈沒有價值。

    當時代往前走，從大結構來看，我們應該從未來的眼光審視現在，而不是用過去的經驗值框限未來。諷刺的是，設計今天教育制度的人，都是上個世代的人，甚至很多是早已過時的人物，對未來社會很難再有發言權，過去栽培他們的方法，又怎麼能繼續硬套在我們的孩子身上？

    國際大導演李安考大學時，落榜兩次，這種挫敗的感覺，總令他覺得對不起父親，一輩子遺憾。直到他進了當年的國立藝專（現已改制為台灣藝術大學）念電影，第一次登台演舞台劇，才電光火石般點亮內心，找到自己的天賦，經由多年不懈的努力，成為世界級大導演。他的幸運，或許是很多不幸累積出來的。但是，除了大家熟知的李安，其他在眾人目光不及之處，藏有多少才華遭埋沒、抑鬱以終的李安？身為家長的我們，難道還要繼續膜拜傳統升學主義，扼殺孩子智育以外的天賦？

盲點三：要孩子追逐速利、速成、齊一、從眾的人生

    許多家長將自己一生達不到的夢想，寄託在孩子身上，但大多數父母的夢想，都是依循「安穩的社會階梯」，對於「成功人生」懷有一種既定看法，包括：坐擁高薪、在知名大公司工作、年終豐厚、晉升快速......，總希望孩子在職業的選擇上，搶搭主流或所謂的「趨勢」，彷彿最多人走的路，就是最平坦、最安全的路。這樣的情形，不只出現在台灣，美國也是如此。過去十幾年，許多美國和台灣的菁英家族孩子，紛紛選擇念金融；畢業後，都進入華爾街投資銀行界，學習購併、炒作、設計金融商品。這批美國各大名校培育出來的優秀菁英，最後都被訓練成金融操盤手，比的都是如何投機、如何在最年輕時大賺一筆，整個社會也鼓勵這樣的風氣，紛紛報導年輕人第一年進入華爾街後，就能拿到多少驚人報酬。

    二○○八年九月爆發的金融風暴，不就是這樣發生的嗎？整個社會價值觀，鼓勵最聰明的菁英變成貪婪的操盤手，而且是用別人的錢下注。

只憑聰明與取巧，而沒有倫理與公義思維，並不足以成就一個真正有視野的未來領袖。難道身為父母，希望自己的孩子集所有才幹於一身，卻只是協助跨國公司做假帳的貪婪員工？

盲點四：要孩子爭捧鐵飯碗

    每隔一段時期，社會上就會交替出現一些熱門職業，成為大眾目光的焦點、追逐的方向，例如：之前火紅的「科技新貴」，或台灣早期俗諺：「要賺錢，第一賣冰、第二做醫生」（現在醫生還是很熱門，但很多醫學生不再選擇辛苦的、可能隨時挨告的外科）。過去幾年，則是因為經濟衰退等各種原因，許多父母的不安全感加重，要求孩子全力謀取公職，不管合不合適，先捧到一個「鐵飯碗」再說。

 曾幾何時，公務員變成新的安全標章、年輕人逃避風險的避風港，甚至是金龜婿的必要條件？

    很多碩、博士生，也加入考公職的龐大陣容，因為擁有高學歷，對於職等升遷加分有幫助。這樣，我們如何期待抱持這種觀念進入公職、掌握國家資源的人，會有責任心和使命感，為國家永續未來設想呢？

重要的東西無法量化

    因為考試只容許「有強記能力」的考生出頭，考試考不出熱忱、考不出責任心、考不出使命感、考不出溝通力、考不出領導力，考試當然也考不出有遠見、企圖心和決策能力的未來領袖，考試更考不出一個人的品格、品味；至於藝術、文化、教養內涵，更是統統考不出來。

    曾長居芬蘭多年的教育研究專家陳之華觀察，在芬蘭的學校，考試分數是你和老師兩人之間的祕密，不能任意公開，否則等於侵犯人權，製造彼此競爭，甚至是敵對的心理。

而北歐的家長之間，也少有打聽別人孩子考第幾名，甚至有些科目還會設計難易不同的考卷，因為考試是評量學生自己學習消化的程度，而不是用一把尺，比較誰高人一等。

如果我們今天質疑：為什麼會出現考試傑出的學生，一路順遂成為政治領袖，最後卻在道德和品格素養上淪喪，不如回頭來看，是否台灣的教育內涵，本身便缺乏教導做人等其他更重要的元素。

    我們的社會，也不必每個人都是領袖人才，如果家長能夠認真協助孩子，探索自己的潛能與天賦，其實每個學生都可以找到自信的泉源，在他天賦的領域為社會發光發熱。

    多年前，我受邀為大陸復旦大學、交通大學、中歐管理學院聯合EMBA班演講，當時面對全場幾百位大陸名校生，我坦言，自己經過了很多、很多年，才終於體認到，過去我對學歷的自卑，是整個社會、整體環境造成的，而不是我真有多差、才智多不如人。

可是，為什麼這麼長的時間，我會對自己只有普通高中畢業、沒有念大學感到缺憾？

我們無形中受這種「國之棟梁」的菁英觀念毒害之深，連我自己都花了很多年才掙脫。

其實，從另一個學習管道成長的我，從美國運通當傳達小弟到總經理的過程，絕對比大部分的大學教育充實，我等於扎扎實實念了一所豐富的社會大學；而我從當上美國運通總經理後，直接看到、學到一個國際公司的管理，也絕對不亞於一般研究所、EMBA班能提供的內容。

    而後過去三十多年，我從經營亞都飯店，到進一步參加各種國際組織，甚至最終都能擔任舉足輕重的領導角色，種種經驗轉化成我對台灣未來遠景的殷切建言，我想，也足以做為我從生命經驗中提煉出的博士論文。

以我自己親身的經歷，我認為，身為家長的我們必須率先改變觀念，接受不是每個人都要當國家棟梁，社會更需要腳踏實地、堅守崗位、熱愛工作的螺絲釘。

摘自《教育應該不一樣》